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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三十年:在世界的噪声中,保持一种中文叙事的清醒

时间:2026-03-26

来源:中国网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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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全球传播格局中,媒体的价值正经历一次微妙的重新排序。信息早已不再稀缺,叙事却越来越稀缺;观点四处泛滥,解释却日益昂贵。在一个被算法与情绪重构的舆论环境中,媒体真正的能力,不再是“谁先报道”,而是“谁能让世界被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回望凤凰卫视三十年,人们或许会发现,它始终在做一件看似重要却极为困难的事情:在世界的噪声中,为中文叙事保留一种清醒的结构。

作为一家诞生于香港、面向全球华语世界的媒体机构,凤凰卫视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上。它既连接中国,也连接世界;既处在国家叙事的语境之中,也长期面对国际舆论的复杂视角。这种位置,使凤凰卫视不仅是一家媒体机构,更像一种持续运作的认知接口——在不同经验体系之间,翻译现实。

如果说三十年前凤凰卫视为华语媒体打开了一扇国际视野的窗口,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它面对的问题已经发生变化。新的问题是:当中国议题越来越频繁进入全球讨论时,中文媒体能否提供一种既具有专业密度、又具有国际理解力的叙事方式。

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徐威有过一句颇具意味的概括:“讲中国故事,并不是简单地把中国的事情讲出来,而是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理解中国经验的逻辑。”

凤凰卫视近年的内容探索,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2024年11月28日,香港大学,“历史与文明国际论坛”。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发表题为《在冲突中建立对话》的演讲。

一种解释世界的新闻能力

新闻从来不仅属于“此刻”。真正重要的新闻,总是同时指向三个时间:它记录正在发生的现实,解释现实如何形成,也提示现实可能走向何处。只有当事件被放进这样的时间结构之中,新闻才不只是信息,而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然而在当下的传播环境里,新闻越来越被压缩为一种“即时反应”。信息流不断滚动,事件被迅速消费,公共讨论往往停留在表层事实之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发生了什么”,却越来越难以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的价值开始重新显现。媒体之间真正的差异,不再只是速度,而是解释现实的能力——能否把事件放入更大的历史、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让碎片化的事实重新形成可以理解的世界图景。

凤凰卫视长期坚持的一种新闻生产方式,正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释型新闻。它并不满足于把事件呈现为孤立事实,而是持续追问事件背后的结构: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它与更大的世界结构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新闻如果只有信息,就很容易被替代;只有当新闻能够提供理解,它才真正拥有价值。这句话揭示的,正是数字时代新闻角色的变化。媒体不再只是信息发布者,而逐渐成为一种认知结构的建构者。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凤凰卫视逐渐形成了一种更具纵深感的新闻结构:重大国际议题的持续观察、跨领域专家参与的公共讨论、人物访谈与深度对话构成的思想空间。新闻不再只是对事件的即时记录,而成为一种不断展开的理解过程。

在一个越来越轻的传播环境中,这种选择意味着坚持一种更“重”的新闻观——让新闻不仅记录世界,也解释世界;不仅回应现实,也帮助人们理解现实背后的结构与秩序。

解释世界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增加知识,而在于恢复一种对现实的理解能力。

公共社会之所以能够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共享的认知结构。人们或许拥有不同立场,但至少能够在某些基本事实和因果关系上形成理解。当这种结构存在时,公共讨论可以围绕问题展开;当这种结构消失时,社会便容易陷入情绪化叙事与碎片化判断之中。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认知结构反而变得更加脆弱。事件不断发生,观点迅速扩散,但复杂现实往往被压缩为简单对立。许多公共争论之所以难以展开,并不是因为信息不足,而是因为缺乏一种能够把事件重新放回背景的解释框架。

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凰所承担的,不只是记录现实的功能,更是一种认知基础设施。它通过持续的报道与分析,使公众能够理解世界如何运作,也让不同社会经验之间仍然存在沟通的可能。

对于一家面向全球华语受众的媒体而言,这种能力尤为重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拥有不同的制度经验与文化背景,如果缺乏解释结构,同一事件往往会被完全不同的叙事所覆盖。媒体所做的,正是在这些差异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让复杂现实能够在不同语境中被看见、被讨论、被理解。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解释世界”不仅是一种新闻方法,更是一种媒体责任。它意味着在不断加速的信息洪流中,为公众保留一种理解现实的可能。

极具影响力和辨识度的主持人、评论员,是凤凰卫视的一大特色。他们鲜明的形象和表达方式,以及对全球话题的独到见解,共同构成了外界对凤凰卫视的第一印象。

从栏目时代走向议题时代

电视媒体曾经属于一个典型的“栏目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媒体品牌往往由少数标志性节目构成,它们像灯塔一样,为观众提供稳定的观看入口。观众通过栏目建立观看习惯,媒体则通过栏目形成自身的公共身份。栏目不仅是一种节目形态,也是一种媒体秩序。

但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这种结构正在悄然发生转移。移动互联网与平台算法改变了信息的流动方式,也改变了观众进入媒体内容的路径。人们不再以固定时段观看栏目,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中,媒体不再只是节目集合体,而逐渐演变为一个不断运转的议题网络。

近年来凤凰卫视在节目结构上的变化,恰恰体现出这种转向。新闻直播、国际评论、人物访谈、财经论坛、人文专题等不同形态的内容,逐渐围绕重大议题形成一种复调结构。不同节目不再只是各自独立存在,而是在同一问题上形成多层次表达:新闻提供事实框架,评论提供分析视角,访谈呈现人物经验,专题则给予更长时间尺度的观察。

这种结构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节目形态的丰富,而在于媒体角色的改变。在栏目时代,媒体的核心能力是内容生产;而在议题时代,媒体更重要的能力则是问题识别与议题组织。媒体不仅报道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需要识别哪些问题值得被持续讨论,并为这些问题建立稳定的叙事结构。

从传播结构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媒体能力——议题编排能力(Agenda Architecture)。所谓议题编排,并不是简单地提出议题,而是通过不同类型内容之间的相互衔接,使一个问题能够在新闻报道、评论分析、人物经验与专题观察之间形成连续的叙事结构。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信息提供者,而是一种公共讨论的结构设计者。

这种能力,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尤为重要。今天,中国议题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全球舆论场,从产业竞争到科技发展,从城市经验到社会治理,中国的变化正在不断成为国际讨论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这些讨论往往呈现出碎片化与情绪化的特征。中国经验常常以单一事件的形式出现,却难以进入更稳定的公共议题结构。

凤凰卫视近年来所尝试的,正是通过议题化组织,让中国经验从“被讲述的对象”,逐渐转化为世界讨论中的一个解释坐标。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能够以议题形式进入全球公共讨论,它就不再只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成为理解世界的一部分。近年来凤凰卫视推出的“凤凰行天下”项目,正体现出这种议题型传播结构的延伸。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这一现实议题,通过报道、对话与跨平台传播,使企业“出海”的经验不再只是个案故事,而逐渐进入更广泛的国际讨论结构之中。媒体在这里所组织的,不只是传播事件,而是一个持续展开的产业议题。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媒体能力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在栏目时代,媒体依赖节目建立影响力;在议题时代,媒体则需要通过议题建立认知结构。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不只是拥有多少栏目,而是能够持续提出多少重要的问题,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可以被理解的叙事框架。

2022年1月初,疫情期间,凤凰卫视刚刚完成改版。孙玉胜(右)在全新设计的凤凰卫视香港总部主演播台,与《凤凰午间》主持人(左起:黄橙子、王峰)探讨播出细节。

让中国故事变得可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叙事始终面临一种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宏大叙事往往强调历史纵深与国家视角,但对于许多国际受众而言,这种表达容易产生距离感;另一方面,碎片化叙事虽然贴近生活,却又难以呈现社会转型的整体逻辑。如何在宏观结构与具体经验之间建立连接,始终是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凤凰卫视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表达路径,正是从具体经验进入宏大议题。通过人物与现实场景,中国的发展经验被呈现为可以被观察和理解的过程:一个企业家的选择可以解释产业结构的变化,一座城市的转型可以映照社会发展的轨迹,一场跨文化对话则能够打开不同视角之间的理解空间。例如纪录片《四海中医》通过人物行走与真实场景,将中医药这一宏大的文化体系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跨文化经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在真实故事中理解中国医学体系的逻辑。

这种方法看似朴素,却在传播学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把抽象叙事转化为一种可以被感知的情境结构,使复杂经验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成为可以被看见、被理解的现实图景。从传播逻辑上看,这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能力——认知翻译能力(Cognitive Translation)。媒体在其中所承担的,不只是讲述故事的角色,而是把不同经验体系之间的理解路径重新搭建出来。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故事不再只是国家层面的宏观表达,而成为一系列可以被触摸的现实片段。当观众通过人物经验进入议题时,他们获得的不只是信息,而是一种逐渐建立的理解。

正如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徐威所说:“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故事,不是被讲述的,而是被看见的。”这句话所强调的,正是叙事方式的变化:与其通过抽象概念解释现实,不如让现实本身成为叙事的一部分。

凤凰卫视诞生于香港,而这一地理与文化位置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独特视角。香港既连接中国内地,也长期处在国际信息网络的节点之上。这种多重语境,使凤凰卫视在新闻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跨文化观察能力:既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逻辑,也熟悉国际舆论的表达方式。

近年来围绕不同区域频道与受众结构的调整,正体现出一种更清晰的结构意识:在统一的新闻主干之上,建立具有区域特征的传播接口,使不同地区的华语受众能够在同一议题中找到自己的经验位置。

这种模式更接近一种分布式叙事结构(Distributed Narrative)。在这一结构中,媒体不再只是单一中心,而是一张连接不同区域经验的传播网络。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华语观众,可以在同一议题之中看到彼此的现实处境,从而形成更具共鸣的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凤凰卫视不仅在讲中国故事,也在讲述一个更大的叙事对象——华语世界本身。当中国经验在这一网络中被不断讨论、比较与理解时,它也逐渐成为全球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2025年9月3日,《中国胜利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直播,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主编和技术制作人员在新闻控制室全神贯注控场。

在数字时代守住公共讨论

平台时代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仅仅是传播速度的加快,而是公共讨论结构本身的松动。算法不断重排信息流动的路径,情绪成为传播的重要驱动力,事件在极短时间内被放大、消散又迅速被新的话题所替代。信息变得更加即时,却也更加碎片,公共讨论往往在情绪波动之间快速转移,很难形成持续的理解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中,媒体最难维持的恰恰是深度。不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是因为缺乏能够让讨论持续展开的结构。事件可以迅速传播,但如果没有稳定的叙事框架与议题结构,它们很快就会被新的信息洪流所淹没。

凤凰卫视近年来在跨平台传播上的尝试,正是在回应这种变化。这种转型并不仅仅是技术升级,而是一种传播结构的重新组织:电视仍然是内容生产的核心,但通过移动端、社交平台与多渠道分发,使深度内容能够进入新的传播空间。媒体不再只是一个频道,而逐渐形成一个跨平台运作的叙事系统。

从传播结构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层的媒体角色转变。媒体不仅是内容生产者,也是一种公共讨论基础设施(Public Discourse Infrastructure)。它通过持续的报道、评论与专题,使社会能够围绕重要问题形成相对稳定的讨论空间,让复杂议题不至于在信息洪流中迅速消散。

正如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徐威在谈到媒体转型时所说:“平台可以改变传播方式,但不能改变新闻的底色。”这句话所强调的,正是新闻专业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意义。技术可以改变传播路径,但媒体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却并未改变。

回望凤凰卫视三十年的实践,其坚持或许正体现在这里:在传播形态不断变化的时代,始终努力为公共讨论保留一种稳定的结构。媒体不仅在讲述世界,也在维持一种能够理解世界的公共空间。

一种中文叙事的可能性:让世界在中文中被理解

回望凤凰卫视三十年的历程,人们或许会发现,它所探索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节目形态,而是一种媒体能力:在复杂世界与公共认知之间,持续提供可以被理解的叙事结构。从解释型新闻到议题编排,从认知翻译到跨文化传播,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一个信息不断加速、情绪不断放大的时代,媒体如何继续为社会提供稳定的理解框架。

如果说三十年前凤凰卫视为华语媒体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那么未来三十年,它所面对的任务或许更加宏大——

让世界,在中文中被理解。

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传播目标,更是一种新的媒体使命。当世界进入高度互联却又充满分歧的时代,不同社会之间的误解往往并不来自信息缺乏,而来自理解路径的缺失。事实可以被迅速传播,但经验却很难被真正理解。媒体所能承担的重要角色,正是在不同叙事之间搭建桥梁,使复杂现实能够在不同文化与制度语境中被看见、被讨论、被理解。

在未来的全球舆论格局中,中国的发展经验将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世界讨论的一部分。从科技创新到城市转型,从社会治理到文化交流,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共同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这些经验转化为可以进入全球讨论的叙事结构,将成为华语媒体必须回答的长期课题。

凤凰卫视三十年的实践表明,一家媒体真正的影响力,并不只是来自传播规模,而来自它在公共认知中的位置。它能否提出重要问题,能否连接不同经验,能否让复杂世界变得可以理解,这些能力最终决定了媒体在时代中的意义。

未来三十年,技术或许会继续改变传播的形式,但媒体存在的理由却不会改变。世界仍然需要被解释,现实仍然需要被理解。

而对于凤凰卫视而言,新的三十年,也许正意味着在更广阔的世界语境中继续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在不同文明之间,让理解成为可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让复杂现实仍然能够被看见。

(周逵,广电智库专家,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资深媒体人)


【责任编辑: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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